得天下之书法英才而教之
——王岳川教授谈2007年北大书法研究生课程班招生
采访者: 叶武(《品味水墨》、中国书画展赛网)姚勇(书画国际)
王岳川:北京大学书法所从2003年11月8日成立以来,已经过去四年了,我们招了一届书法研究生班,也已经在2006年毕业,之后停了一年。从今年开始,准备招第二届。目前,我们已经将招生计划报到学校,等待北大和北京市教育局审批,如五月中旬审批下来,我们将正式展开招生和宣传工作。
北大招书法研究生班的意义很大。北大书法强调的不是技法,不是在技法上和其他的院校进行博弈,它只是想在书法的高端上叠加文化知识和具有国际影响的气度。换言之,北大强调的“文化书法”,注重在获得技巧解决技巧的同时,更多地重视技巧背后的文化根基。书法从根本上说,不是为了技巧或以技巧为目的,而是应该努力获得克服技巧的技巧和超越技巧的技巧”。
正因为此“文化书法”宗旨,我们最近做了如下一些工作:
第一,编一套“北京大学书法研究和教材丛书”。这一套研究和教材丛书计划在三年左右出版20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今年估计能够出版十本,主要有《中国书法艺术精神》、《文化书法十五讲》、《书法的文化身份》、《书法艺术概论》、《书法的立场》、《北大书法讲演录》、《北大海外书法讲演录》、《韩国书法史》、《日本书法史》、《比较书法文化学》、《书法与传统文化》等。
第二,北大书法所几年来到韩国和日本作了不下于六次的大学双边展和国际书法展。在国内也办了两次展出,一次是在首都博物馆的毕业展,一次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观摩展。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培养了66名书法研究生,还有数名书法硕士生、书法访问学者等。第一届书法研究生班中,有两名申请了硕士学位,还有几名准备明年申请硕士学位。北大要求比较严格,必须要求本科文凭,英语国家考试要过关,最后才可能提交硕士论文。北大是中国最高的学府,一般的研究生考试,无论博士硕士都非常困难。我们在招收几届全日制的书法硕士研究生中发现,考生中有的人能对中国书法史、中国书论史、中国美术史、中国文化史如数家珍,但是在外语上都没过。相反,由其他专业转过来的考生,书法史方面不成体系,书论史也知之不多,但是外语却过了,而写的书法问题很多,但也只能录取。这个教育体系上的弊端使我们很矛盾——通过教育部的硕士、博士考试,我们反而招不来自己想招的学生。而所谓的双向选择,其实考生没有选择,专业好的外语不好,外语好的专业不行。在这个意义上,北大书法研究生班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
书法研究生班能够让书法界的朋友,只要书法好,只要有专科以上的文凭,就可以进来,集中时间读两年,将会得到很好的训练和提高。学业结束之后,还可以申请硕士学位,只要他有本科的文凭,能够通过英语硕士学位的考试,在通过论文答辩之后,就可以拿到北京大学美术学硕士学位。我觉得这很有意义。
北大书法也有一个问题,平常不是特别地注重宣传自己,我们书法所的网站,也很低调,变化不多。原因在于我们没有专职的人,还处于试运行阶段。希望兄弟院校、兄弟网站能够做一些宣传工作,让北大书法所招生的声音能尽可能地传到更多的地区更多人那里,甚至使偏远地区都能听到这个消息。
北京大学经过招收第一届研究生书法班之后,今天开始招收第二届,拿到最后的审批后,将在五六月份全面登报宣传。今天是第一次向外发布即将招生消息,这也是我们的谨慎。我也注意到了其他一些单位,比如中国书法学院、中国书画院,早就开始宣传了。比如中国国家画院,不仅招了美术学精英班,还招了书法精英班,收费收得很高。我们按照北京大学的方针,就是平民办学,让老百姓都可以入学,但按照学校的规定收费比第一届要高,现在是一年一万三的学费,上两年学有可能拿到北京大学硕士学位。我们的招生是经过学校研究生院的批准,然后报学校的审核,最后报北京市教育局的审核。
北大书法所招生有个特征。我们要出系列教材和研究著作,让学生感受到,书法不是小道,不是小圈子一个人玩的,不是为了卖个大价钱,不是试验品,而是关系到中国文化形象,是东亚书法文化的一种粘合力。在书法方面,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叫板的近年来有增多的趋势。新加坡在1988年成立了国际书法家协会,中国竟然不是发起国,而是会员国;韩国最近又提出,王羲之的《兰亭序》不使用蚕茧纸写的,而是用韩国的高丽纸写的;日本人提出,中国的当代书法已经在走下坡路,十年之后,日本书法将超过等等。
在我看来,中国书法正在经历一次大的调整和重组,然后将担当中国文化输出的重担。因为,即使像西方的现代派、行为艺术、装置艺术,一些比较现代、后现代的书法,最终还只是形式上的,内容上不能完成一次革命。而西方过去是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现在变成了多元主义,变成了多角度对话。西方的价值不再成为世界的唯一的价值。可以看到,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如今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正在逐渐地改变,不再一味以美国马首是瞻。对中国而言,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四位,十年之后是大国的第二位。但在文化方面,中国还在模仿和抄袭别人的文化,这是非常危险的,北京大学就是要提出文化与书法、书法与文化相辅相成共同提高的“文化书法”。
提出“文化书法”这个理念的关键在于,把书法提高到国际性的文化高度,推向海外,同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做国际联合展出。这一意向决不是要炒作任何一位教授。我们都不允许书法所的任何一位教授拿出他们的字去卖钱,更不要说去卖个高价了,我们也不赞成去走穴。看一看我们书法所办公地点,家徒四壁,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大学气派。但是,我们就像“新东方”一样,当初以七平方米的小空间创造了奇迹,北京大学也会创造出书法大学教育的新局面。北大书法所的路不是经济浮躁,而是文化建设:编教材、出国交流、办展出、举办书法学术高峰会议、培养研究生,同国内的书法家协会、兄弟院校搞好团结,力争共同形成中国书法的整体和谐创新。
北大书法这几年勤俭办学,确实想为中国书法界做些事情。从大的方面说,中国书法的输出,让国外的人认识到中国书法并不是他们所想象到的那样抄袭欧美的行为艺术、波普艺术和装置艺术,而是具有东方文化魅力的徒手线艺术,是集中体现东方文化精神的一种艺术形式。从小的方面说,那么多好的学生进不来怎么办?他们百过北大其门而不能入,我们为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希望媒体朋友在这个时候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让千家万户、老百姓、懂书法的青年人都知道,都能够参与进来。
当然,我们也去了一些地方,像山东、陕西、四川,也作了一些面对面的交流,有一种点对点的招生可能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书法界朋友的推荐,我们坚持这样一种原则,“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我们的幸福,而不是招几个书法界好友推荐的人成为我们的学生。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方针就搞错了。
姚勇:先生能否从“北大离书法有多远就是中国离书法有多远”说一说。从这个问题中,我开始关注北大书法,以前也关注过,但没有现在这样深入地关注它的动向和发展。今年是2007年,现在正好是春天,一年刚刚开始,我想知道,在2007年北大离书法有多远?北大与书法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况?
王岳川:有一位到北大旁听的先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北大离书法有多远?”书法所一直没有回答,也是在我接受采访的时候,我就说了这样的话,“北大离书法有多远就是中国离书法有多远”。当然,我不认为北大就等同于中国,这是质的区别。但是,北大等同于中国的高度和学术尖端的硬度,这是可以肯定的。不然,它就不能成为中国的最高学府,不能成为名列世界第十五位的中国学府。如果中国最高学府都排斥书法,都认为书法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那书法就远离中国而去。
上个世纪初蔡元培在北大成立了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可是在长达80年的时间内,没有建立起书法研究所,没有招收书法研究生,我认为这是北大的书法艺术空缺。可以说,在这80年中,北大离书法比较远。我们应该作出努力。2002年,举办了北京著名学者书法展,2003年成立了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2004年我们奔走列国,亲自出去办展览的就有十次,在国外获得比较高的评价。我们正在解除与书法的隔膜。
北大既重视理论,也重视实践。光说不会写的夸夸其谈不行,光写不会说的闷葫芦也不行。我们对“北大离书法有多远”这一问题的重视,就意味着北大开始痛改前非。从过去北大只是以学问、科技、工程、技术为中心的俄苏模式,走向了真正的文、理、工、艺术学科的全面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北大离书法越来越近。人们将会看到北大善良而美好的愿望,看到它对全面发展的强调,让艺术(书法)同文、史、哲、理、工等学科和谐发展,这是北大应具备的气象。
其实另一方面,北大离书法并不远。首先,中国历代的书法或者真正的书法高手都出在达官贵人和学者当中,甚至是文人世家,比如蔡文姬、卫夫人,到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王铎,都是高官。北大有蔡元培、胡适,可以说他的字写得并不差。有沈尹默,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可以说他领引了中国现代二王书风。有冯友兰、李志敏等,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去看他们的书法风貌,他们的书法是真正的文人和学者书法,他们离书法并不远,他们中的优秀者甚至就是当时书法的中心。
可以说,20世纪中后期,北大离书法很远,进入21世纪,北大离书法就很近了,在成立了书法研究所以后,北大已经站在了书法的里边。他们培养的研究生和访问学者成为当之无愧的专业书家,相当多的教授和学生都成为当今的专业书法家。如果我们平心而论,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院,以及其他书法毕业生的作品集相比较,尽管几个学校有些差异,应该说北大仍是不逊色的。在这个意义上,天下是有公论的,不能由一个人说北大离书法很远,我们应该思考这个问题。
2006年首届北大书法研究生毕业展以后,北大和书法是零距离接触,北大已经站在书法的门槛之内了。而后我们要招生书法硕士、博士和海外博士,尽管北大的博士有教育部的限制,一个教授只能招收一个,但是我想办法向学校申请博士名额来招书法博士。我不相信,在书法个体户时代、书法民兵时代即将结束的时候,高等院校的书法专业训练是失败的,那将是国家的失败。
姚勇:那么,2007年以后,北大书法有什么大的做法?
王岳川:如果顺利的话,5月下旬份开始宣传招生,6月份到香港作书法交流,9月初召开中、日、韩“三国四校书法展暨高峰会议”,地点是中国的无锡。韩国将来30多人,他们的机票、食宿相当一部分由我们来解决。中国以前老是穷光蛋,打秋风,人家出钱,受尽屈辱,就从现在开始,只要我们在国外受到什么样的接待,我们在中国也怎样地接待他们。今年要出10本书法研究和教材书——7月份之前出版6本。北大走的是非市场化、非盈利性的道路,不是心里想着钱,而是真正的学术道路。尽管起步很晚,但是只要路走对了,就会做得比较好。
2008年以后有更多的计划,准备到法国、美国做书法展,同时让法国和美国的一些学生到中国来互访,会做更多的书法文化输出,在奥运会以后,中国的气象和现在又不一样了。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举办了奥运会,当时一下子从二等国家变成了一等国家——日本从来都是把奥运会看作是日本文化形象外播的最重要的方式。2008年的中国奥运会代表了中国的形象、人民的形象、艺术的形象、生活方式的形象的全体大曝光,千百万的镜头史无前例地对准中国的心脏——北京,这是很重要的中国形象的全球文化传播方式。在2008年以后,北大怎么做,我想只能会比现在更好。
在我看来,中国如果不输出文化,仅仅是军事崛起,购买很多新式武器和导弹,就会被西方认为是一个很危险的军事国家。我更加希望我们中国的艺术、文化能够成为和平的使者。输出文学有障碍,其它的方式接受起来也比较麻烦。但书法不一样,一个不会汉字的老外看了以后,也会感到抽象艺术的美感——线条和结构的美感。在此意义上,为什么我们花这么时间做文化书法,就在于书法关乎中国文化形象,就在于它是比较好的文化输出方式。
姚勇:关于招生方面,准备邀请哪些老师,客座教授,有什么秘密可以透露吗?
王岳川:其实也没什么秘密可言。打开书法艺术研究网,大部分老师和客座教授都在上面。北大书法网办得很低调,更新比较慢,没有炒作,因为现在还是一个探索摸索的阶段。前一段时间,我发现有一些人打着北大的幌子做了一些对不起北大的事情。我们觉得做得越透明越好,任何事情一旦透明了就会省去很多麻烦的事情。我们原来想办一个刊物,出一份报纸,但条件不具备,那就出网站,这是一个很透明的平台。
国内主要依托北京大学的校内教授,如杨辛先生,80多岁的哲学系美学教授,书法方面非常刻苦,每天临帖不止,办过多次个展;陈玉龙先生是北大书法协会的会长,80多岁的法学院的教授;原北大副校长张学书教授也很热衷书法,给北大书法很多的支持;还有精通古代文献和书法理论的金开诚教授,精通唐诗宋词的书法颇佳的程郁缀教授,专讲书论、乐论、诗论的卢永璘教授,在现代书法上颇有心得高译副教授等。在书法上都有很深的造诣,大多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这是北大本部的教授,今后北大书法所准备广开言路,去招聘海内外的具有书法博士学位的书法人才。因为北京大学有一个硬性的规定,凡是进北大40岁以下的人都必须有博士学位,当然老教授除外,这是一个硬性的规定。我们在物色书法优秀而学问深邃的人才。
叶武:现在要开放一点,即使没有博士学位的,只要他的创作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就可以招聘,因为这也不是固定工作。
王岳川:对,这就是我们的要聘请的客座教授。前面说的是北大正式教授,就是在北大人事处注册发工资的人员。其次就是客座教授,这些客座教授不一定非得是博士学位,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可以聘用。我们聘用的客座教授多达十多名,包括刘正成先生、曾来德先生、张旭光先生、胡秋萍女士、刘墨先生等等都是客座教授,还有聘请的英国、日本、韩国的客座教授或客座研究员。
叶武:那么,北大书法所招生是长期的吗?
王岳川:正式的硕士招生是长期的,每年都有。研究生班的招生应该说也是要坚持办下去,2006年毕业了第一届,今年我们招第二届书法研究生班。当然,研究生班学习过程不是长期的,而是集中式的,研究生班的办学是一个学期集中学习训练20几天,一共有4个学期,两年的时间。长期学习有各种条件限制,首先,如果长期在北京大学学习,学两年,那么他的工作可能就有问题了。你在单位请20天的假比较容易,但你请一年两年的假恐怕就很难了。第二,我们书法所的研究生班并不是艺术学院唯一的一个研究生班,艺术学院下面有文化管理研究生班,有影视研究生班,美术研究生班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研究生课程班都是这个模式,短期集中学习。一般是第一学期集中在9月到10月,第二学期集中在3月到4月。根据第一届的经验,大家都觉得这个方式不错。一般北大的学生一个学期上五个月,上三到四门课。那么,我们在20天之内,每学期也开3到4门课,每天就要排8到10节课程。这样,大家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内学习,效果还是不错的。还有一些学员干脆就请个一年的假,20天集中学习的时间结束了,他们还漂泊在北京,继续学习,还经常到书法所大家聊天、写写字等。
当然,我们今后准备客座教师也从毕业的研究生中遴选优秀者。因为他们本来就在全国获过奖,在北京大学学习训练了两年,个别水平还很高,就可以聘请为辅导员,甚至讲师。
姚勇:这对北大上学是一个鼓励。只要学好了,就可以当老师。
王岳川:对。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办一个“书法精英班”。第一届研究生班中挑选水平比较好的10到20人。第二届进来以后再挑出10到20人,构成一个书法精英班。在适当的时候,以融资的方式特殊地培养,这一批人成为我们出国展出的主要力量。机票、食宿我们提供,举办大型展览、参加高峰论坛,他们是主角。当做了第三、第四、第五届研究生班以后,总体的研究生规模就成形了。我在中文系招收研究生已经16年了,硕士博士加一起还不到40人,加上访问学者也不到50人。但是我们书法研究生班一次就可以招60、70甚至80人,5年下来就是300多人,如果有更多高手加入,影响会更大,也更有成效。
北大书法还不能和其他院校的相比。北师大有启功先生,近二、三十年都在招生,当然启功先生也是中文系的古文献教授;也不能和欧阳中石先生领导的首师大书法所相比,他也是从中文系独立出去的,我参加过很多次他们博士论文的答辩。启功先生、欧阳中石先生长年积累形成了品牌,有丰厚的教学经验。而北大书法所才仅仅四年,短期肯定有它的劣势,但也有它的优势,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需要扬长避短,慢慢地会成长起来的。我们讲求精益求精,有钱就使到刀刃上,无论是纸张、装裱,还是布展、请名流、媒体等,花钱很厉害。我们的原则就是宁缺勿滥,不能仓促上阵,也不能仅仅是为了钱就去办展出。如果出了问题,再想改好就很困难很麻烦了。这些年我们一直比较低调,当然也是一种谨慎。
北大的学术地位很高,它不可能为谋私利赚钱去做卖掉面子的事情。目前只能是勤俭办学,如金开诚先生所说,北大“优道不忧贫”。北大所担忧的正是中国的文化大道书法大道的传承。目前书法所仍在贫困艰难中,但我相信经过第一届、第二届以后,我们会有宽敞的北大书法所创作基地。
目前,书法界可能的批评是,北大在文化和理论建设上没问题,但在书法创作上就不好说了。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我提出了“文化书法”的理念。我跟潘公恺先生、陈振濂先生对话,他们也认为“文化书法”这个理念是对的,但是要进一步分析。陈振濂先生提出“学院派书法”,使用了西方的现成品组合和新历史主义相结合的方式;王镛先生提出“艺术书法”,强调美术性、形式上的特点;而欧阳中石先生提出“书法文化”,成立了“书法文化研究所”,强调书法与文学艺术的关系,包括文史哲的关系。而北大提出“文化书法”,究竟应该形成什么样子?我最近读了一些文人书法,我慢慢开始思考,“文化书法”有它的形式和内容,它的审美的风尚和基本的风格要求,只是这一切都在审美朦胧中,还没有发芽成长为清晰可见的形态枝叶,但长出来之后就会有自己的书法文化特色。
我不大赞成西方的现代、后现代艺术。我是做西学的,对西方的现代后现代艺术可谓了如指掌,我可以挪用任何一家一派并且更加真切和愉快,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思考的是,在中国崛起以后,中国成为世界的强国以后,它拿出自己的东西要感召世界,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因袭或跟风,这是我们提出文化书法的一个原因。这也是我参加日本、韩国参加高峰论坛的时候他们说不过我的原因。书法界要给北大以时间。北大书研究所才仅仅四年,要他长成“少年中国”,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样子需要时间,到那个时候北大书法在理论与创作两个方面会达到一种交融和和谐的状态。
叶武:书法学校很多,“南艺”培养的学生出来艺术上手很快,获奖也多,而且中国美院的就不行,中国美院出来的学生胆子小,创作也不行,这样培养就形成很大差别。
王岳川:我也许是旁观者清,我这样看的,中国美院的老师的知名度很高,在加上他们的风格也特别明显,使得很多的学生不敢出其右,这也是一个问题。当所有的学生写的都像老师的时候,有了统一的风格,但是在百花齐放方面可能存在问题。我提出一个佛教禅宗的理论,叫“以手指月”。我曾经批评过日本的书法,我到日本的大东大学,日本的书法研究班去参观,发现他们的书法教学就是谁写的越像老师就越受重视,就是大弟子,可以继承老师的衣钵。不是通过老师的字引向经典书法,而是写的越来越像师傅,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是错误的。禅宗吸收了佛教和儒学综合而成的思想,只有通过手才能看到月亮,但光看手干什么?写得再像,书法的本体都没接近,有什么用?在我看来,老师的书法越明显,成为流派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进行流派的突围和流派之外的多元化状态更难。
“南艺”书法据我的浅识,没有太明显的风格,它的形式上没有中国美院那种明显的结体和理念,也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攻击和褒贬,没有无谓的论战。他的老师群体可能比较均衡地把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的素质、文化的积淀都开发出来,这样反而为学生未来的度和创新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如果一个演员紧跟张艺谋,离开张艺谋而到陈凯歌那里就不会演了,那这个演员就是失败的。在我看来,北大应该向这个两个兄弟院校学习,一方面学习比较均衡地发展,另一方面也学习风格形式方面创新,另外避免更多的是非论战,保持一种低调的建设性的态度。北大是渐进性的。北大无小事,由小变大,要小心谨慎。
林青:看到你写的关于国家形象,中国的文化形象,中国崛起以后,如何同世界进行交流,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被别人接受,不是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被人接受的。书法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书法如水如风,无形有形,书法不排斥什么东西,但书法的线条意象也表达一些确定的东西。最近我们也在研究中国的和平发展,王教授以前是做中西文化对比的,后来花了相当的精力关注中国书法的未来走向,以前我对此有些疑问,现在清楚了。书法的文化输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和平崛起有着重要的意义。
王岳川:书法界无小事。诗歌已经开始“梨花诗”了,开始裸体了,但书法届提了一个“流行书风”就引起了轰动,讨论很多。书法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书协会员有六七千人,各个省的书协有几十万,市县有几百万,还有那些群众退休老人可以说有上千万。日本韩国让小学生写书法,中国的小学生有1到2亿,这样的中国书法比写诗的人要多很多。不写诗可以,但总要写字吧。现在中国在不断发展,书法有巨大的群众基础,也有巨大的兴趣和需求。现在人们都住进了大房子,总要装饰一下,但是现在装饰的都是假的油画,临摹很差的名画,而不是书法真迹。如果是挂上了季羡林、文怀沙、张岱年的珍品岂不比假油画好得多吗?但人们就是不挂。这主要是缺乏宣传引导。一方面群众很热,一方面又缺乏引导造成的中国书法视觉艺术空白。
我一直做中西文化,在国外任教了两年以后回来出了一本书《发现东方》,我更加意识到中国不主动地输出自己的文化,挨打、激化矛盾是很可能出现的。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文化书法输出”可以作为第一波。但提出来之后,就人说你在自己的专业做得很好,怎么一下子就到书法去了,会不会影响你的专业深度?我说不会的,我的主要精力还是在学术写作,今年要出几本专著,《中国文化身份》、《现代文艺美学讲演录》、《当代最新西方文论主潮》、《中国艺术精神》,这是我们的本行。在学术上的拓展就是让西方认识到中国文化艺术是有精神的,能够同西方文化艺术形成互补和共生。当然,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写作,我也准备出版基本书法方面的著作,如《中国书法艺术精神》(五年前在韩国出版)、《文化书法十五讲》、《书法的文化身份》、《文化书法讲演录》等,请书法界的朋友指正。
最近《美术报》将发表我的一篇长篇文章,我注意到一个典型的情况,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GDP大幅提升,古玩和明清家具爆热,中国古典艺术拍卖市场也曾红火。诸如:2002年米芾《研山铭》以3298.9万人民币成交;2003年索靖《出师颂》以2200万人民币拍出;2004年北京翰海春季拍场,鲜于枢草书《石鼓歌》以4200万元的天价落槌;同年全球首次拍卖甲骨文,神秘买家以5280万元天价拍得20片甲骨文。随后,当代先锋艺术品突然喷发式地升温,一幅普通的作品被炒到几百万乃至几千万,甚至超过了中国古代国宝级的书画作品价位。其国际资本大力介入和背后炒作的后殖民问题终于浮出水面。去年在几个大型的拍卖会上,尤其在嘉德、保利,居然拍卖中国古代绘画明清绘画和当代的书法三场收入才一个亿,而两场中国的先锋艺术,居然拍出了两个亿。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吗?难道做文化工作的学者不应该去关注和研究吗?我就写了13000字长篇文章,专门研究谁在购买收藏?国际资本进入中国,中国已经全球化了。当时的画家是地下画家,和政治意识形态是对抗的。当时的瑞士的外交官,前瑞士驻中国外交官希克在90年代,走进中国北京的东村,圆明园画家村,用很低的价钱大量收购,居然收了2000件艺术品,现在他抛出这些绘画,拍起来以后,台湾、香港、大陆紧紧跟进,买的人是华人。如果说希克当时是一幅几百美金,现在一幅是200万美金,可以说一幅作品涨了20000倍,全部下来就高达几百亿美金。他就卷起这些钱走了,而把这些作品留给了我们,而这些作品是经不起时间的检验的。很多媒体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火热了,中国艺术走出了地下了,完全错误了。这里面的文化殖民问题是很深的,需要深加分析。
今天我们为什么把书法的创作、书法的教学和它的核心运作看成一个生物链,任何一环断了就出问题。我一直强调大学要办的文化书法,与那种个体性书法不一样,同样同几个人学书法不是一个规模的,不是把字写好了去获奖,然后就再去卖钱,然后再给生意人写招财进宝,这是极不正常的。中国书法不应该走这样的道路。为什么柳公权、颜真卿大量写的是碑文,与宗教、文化紧密相关,很少写“招财进宝”,今天的一些书法家写这些东西或者浅显的诗词,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提出文化书法就是要努力扭转这一局面。
“文化书法”不是一种书体,不是一种书风,不是一种思潮,但有它的深刻的文化意义。正所谓大道无言。等到文化书法的全貌显现出来时,我们才能真正看到书法的文化高度。北大书法所没有丧失自己的锐气,只是在创业之初,的确要经历一些磨历。我相信,走向未来的北京大学“文化书法”是充满希望的,因为我们能够“得天下之书法英才而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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