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

        近年来，有两则消息让人亦喜亦忧：一是中国人民大学海外文化调查表明，中国书法第一次超过中国京剧成为海外人士辨识中国的文化符码；二是亚洲书坛不断传出韩国书法要申请世界遗产的消息。
今年五月，安石递交申报书将汉字书法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保护，认为汉字书法文化是人类文明史的活化石，但现在能提笔写毛笔字的中国人越来越少，需要国家加以保护。同样，中国书协主席张海在今年8月20日《羊城晚报》中认为，“书法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提到中国书协的议事日程。目前，有关的申报材料已准备好。每个遗产申报都需要有传承人的资料，传承人的人数要恰当，水平要高，还要得到普遍认可。文化部门和中国书协共同确定传承人。基本差不多了，这个程序完成后就开始申报。”
中国书法界对书法申遗有不同的声音。支持者的看法是，中国热爱书法的人数有千万大军，但电脑则使书法的普及和延续受到相当的影响，通过申遗可以让国民重视书法文化。异议者的看法是，书法与中华民族和汉字同在，只要汉字存在，书法申遗似乎意义不大。
    我赞同中国书法申遗。因为不能仅仅汉字与书法的关系，而忽略书法国际之间的微妙“文化战争”关系。在我看来，如果书法被韩国或日本抢先成功申遗，我们再去跟人家争谁是书法的原创国，这将使所有中国人蒙羞。
近年来我多次到韩国、日本和欧洲访问，对于中国书法在全球化时代的位置和意义有着切身的感受。2003年，在韩国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韩国一家博物馆的馆长公开宣称“王羲之的《兰亭序》是用韩国的高丽纸写的”，我当场予以驳斥。2005年，在汉城举办的国际现代书法双年展上，一位韩国教授甚至提出：应当废除中国的“书法”、日本的“书道”等名称，全东亚都统一为韩国的“书艺”，以对应西方的“Calligraphy”词义。我同样对此加以反驳。这几次文化冲突对我的震动很大，深感在国际文化交流核大国文化崛起中，书法不是小事，而是中国文化中最值得重视的文化之一。
在这个意义上，新世纪中国书法申遗反映了三方面的文化症候：
首先，中国文化在面对整个世界的时候仍然被遮蔽，我们被挡在了日本、韩国等现代化国家后面。日本现代书法兴起之后，西方只认可日本的少字数书法。最近韩国对申遗特别积极，比如将中医申遗。不管是端午节，还是《兰亭序》的用纸，还是主张废除“书法”“书道”而统一为“书艺”，都说明韩国具有一种文化大国的东方意识。这一点，我觉得中国应该有所自警并捍卫自己的文化权利。
其次，中国书法申遗势在必行。我在海外的谈话中也多次提及过中国书法申遗，但没有明确地形成文字。中国书协主席张海先生将中国书法申遗步骤化很有必要。张海的提法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合法性，因为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中国再也不是“中心之国”，而是诸多国家当中的一员，当邻国们纷纷供出自个的祖先牌位，甚至把我们祖先的原创变成他们的东西时，我们应当捍卫自己的文化权利。书法申遗是主动应对文化危机，值得重视。
再次，应当重新认识书法在文化战略中的位置。近20年，中国主要以经济为中心，长期以来对文化重视不够。今天中国已成为GDP世界第四的大国，文化战略问题值得思考。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不是军事和经济的竞争，而是文化的竞争。孙子曾说“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凭什么攻心，凭文化！在我看来，在所有艺术门类里，惟有书法是西方比不过中国的，因此书法在国际文化战略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书法真正人文自觉时期是在魏晋时期，韩国、日本的书法都是受中国的影响发展起来的。现在他们对书法的热情大大高于中国，对书法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大大高于中国，国家和社会对书法的拨款资助力度也大大高于中国，显示出巨大的差异。
中国书法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中国的一些书法家最热心的是个人一平尺卖多少钱，而我在韩国、日本却很少看到这种现象，他们的书法家把精力用在培养成千上万的学生上，主要收入来自于学费和学生的感恩。这样一来，他们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新人不断涌现。中国似乎是竭泽而渔的方式，一些书法家的字越卖越贵，越卖越少，最后变成孤芳自赏，这种“书法个体户”的做法对大国文化崛起非常危险。
我认为，在书法申遗的同时，中国书法界应当埋下头来扎扎实实抓一些基础问题，比如书法教育考评、书法理念创新、书法家人格修为，书法国际论坛等。日本、韩国展示的是国家书法形象，而中国如果仍然热衷于书法个体户式的书法形象，那中国书法的未来将是不可乐观的。当然，书法家也要生活，卖钱需要，但不应该贪图暴利，不应该只为赚钱，应当思考个人位置与大国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
总之，书法这一名称，书法这一艺术门类，书法这一大国文化形象，书法这一悠久历史，都是不能丢掉的，更不能被他者遮蔽。我们追求的东西未必能得到，而我们不珍惜的必然会失去。我期望千年老祖宗留下的书法申遗获得成功。

生态美学、传统审美与中国书法  
 
王岳川  
 
　　我曾在一篇名为《中国书法的生态文化价值》的文章中对“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当代书法的文化意义”、“当代书法文化呈现的精神生态问题”和“书法的生态文化功能”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当代中国书法的生态美学问题。

　　生态学的问题可以说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自美国出现了沙尘暴以后，他们开始进行反省的一个问题。在青山绿水当中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筑，而不再复归于绿水青山，这个时候才会出现沙尘暴。沙尘暴是“现代性”造成的。当下美国、西方人的反思值得我们注意。当西方人把自然环境的生态学转换到人文科学的生态文化时，对我们也是有影响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生态学的自然环境出现了问题，就必须修正。打个比方，我们都知道修大坝是造福人类的，然而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西方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拆除大坝。工业化的大坝使两岸上下游人民流离失所，生态遭到很大的破坏。美国人意识到构筑大坝并不是人类的福音，所以他们开始拆除大坝。这种自然观使得西方人研究生态文化、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艺术。

　　传统艺术是审美，它是“天人合一”中的和谐之美，所以不管是西方的艺术还是中国的艺术，都是一种张扬美的艺术。只有到了鼎盛时期的现代性的艺术，正如本雅明所说的“悲悯性”的艺术、马尔库塞所说的“反抗”的艺术的时候，西方的艺术突然变“丑”了。很多人惊叹于《蒙娜丽莎》、《春之声》、《伏尔加河的船夫曲》的精妙；感动于交响乐中的巴赫、莫扎特、贝多芬音乐的高深。但是，当绘画和音乐进入现代性以后，所谓的现代艺术变成了非常刺目刺耳的不和谐形式。究其原因，就在于马尔库塞的“艺术不再是审美，艺术变成了反抗”。

　　反抗什么呢？需要认真分析：现代性包括“制度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这两种现代性总是发生分裂。制度性的现代化使人不断地异化。过去创造一个螺丝钉，一个人能从最初的蓝图做到最后产品的实现，体现了人的完美性。但现在，就像卓别林《摩登时代》那样，一辈子只能拧一颗螺丝钉，人只是现代性大生产线中的一个环节，人被“异化”了。在西方制度性中人“异化”了后，艺术不愿意跟着“异化”，怎么办呢，就开始反抗“异化”。反抗“异化”的方式，就是把艺术变成了审“丑”––不愿意看到过去的艺术歌颂田园生活的美好，而将艺术变成了一种“反抗”的艺术––艺术表征出来的比生活更加丑陋。立体派画的人三只眼睛，画的自然环境是恐惧的、阴森森的；野兽派的绘画，变形夸张，表现出对战争的恐惧和对生活的恐惧。艺术告别审美而成为审“丑”。

　　我常想，中国人吸收了西方现代文化的好的方面并警惕“丑”的方面，为什么还跟着西方走呢？如果我们也把书法或者把所有的艺术变得很脏乱差，可不可以呢？我认为不可以，因为这除了游戏之外，没有更多的新思想，没有对整个西方艺术史和中国艺术史的终极性看法。目前，制度现代性正在向良性的方向发展，我们为什么还要用“审美性”的现代性去反抗“制度性”的现代性呢？为什么不用生态平衡去要求？为什么不一方面要求生态平衡，另一方面要求人的精神平衡呢？这样我们可以避免出现重蹈覆辙。

　　在我看来，当前中国书法界最为迫切的问题是要有世界眼光。当务之急是三件事：

　　其一是尽快成立中国书法教育学会。这些年来，书法高等教育逐渐走向了理性化制度化，书法理论教育和书法创作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书法已经不再是关门练习就可以一枝独秀的了，中国书法高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已成为一个新的教育秩序和知识再生产方式。

　　其二是应由中国书协牵头，尽快成立“世界书法家协会”，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这无论对内对外都具有文化战略意义。中国文化输出首先应该输出具有抽象艺术性的书法，代表东方文化走出来，向西方显示中国文化身份和精神魅力。

　　其三是加强中国书协学术文化研究的高度和对外交流的力度，使之成为一个富有活力、思想解放、具有当代世界学术文化视野的机构。中国书法振兴的意义，当然不在于办几次展览，而在于在中国书法与世界的对话中，重新确立中国在亚洲的文化重镇的地位，确立“汉字文化圈”与西方文化交流互动的主动势态的重要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新世纪中国书法文化输出，是对民族自信和文化身份的重视，是对民族虚无主义的拒绝，是对未来中国书法文化发展可能性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