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洛杉矶当代美术馆和纽约现代美术馆，在2008年12月14日至2009年2月16日举行了颇受当代艺术品收藏家追捧的女性艺术家马琳·杜马斯的中期回顾展——“马琳·杜马斯：丈量你自己的坟墓”，展出了杜马斯的百余幅作品，创作年代跨越上世纪70年代到近期，令观者充分领略到她的绘画魅力。纵观杜马斯的创作生涯，她多以人物为绘画主题，以迫近的视角，把诸如种族、性别、社会地位等社会问题与个体内心结合，创造出属于她自己的独特视觉表达体系。　
　　杜马斯画风趋向于强烈的表现主义精神，常被称为“睿智的表现派艺术家”。她通常使用粗重的线条、简洁的笔法、几近原色的红、橙、蓝，以及对比强烈的黑与白描绘人物的面孔和厚重的人体姿态，而且画得很薄、极少修饰，打破所有观念的禁忌，模糊了再现与抽象、油画与素描之间的界线。《茱莉》（jule-the woman，1985年），是一幅迫近视角的肖像画，画面只有眼睛和嘴唇显示出性别特征，其他部分完全浸没在大片浓重而深沉的红色系中，既象征了女性性别，也象征着激情、本能、暴力、流血。

　　杜马斯曾说：“英国画家霍华德·霍奇金（howard hodgkin）强调，红色或黑色被认为是能收到戏剧性和强烈效果的颜色，而粉红色代表了温柔和虚弱。也许霍奇金夸大了这种观点，但我发觉这很有趣，在日常生活中，把黑色和褐色或绿色和蓝色放在一起，常常被认为是缺少美的品位，这是基于歌德的色彩理论，而我的作品一直都被认为是缺少唯美的。”1980年以来，杜马斯的画中，一直将黑色与红黄色系同被作为基本色彩大量使用，出于对色彩的偏爱，也是为了能更准确表达心中的感受。《邪恶是凡常之事》（evil is banal，1984年），描绘的是艺术家自己，她反坐在椅子上，手扶椅背，眼睛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橘红色与橘黄色描绘的打卷的头发就像伯纳德（bonnard）的含羞草，薄涂的色彩掩不住的底色为头发织出的闪光晕轮，制造出一种冷冷的、异样的质感。黑色与黄色系的对比、布局与用笔，表达出她作为南非白人女孩的尴尬感受与对种族歧视的厌恶。

　　杜马斯不仅追求画面色彩的浓重与单纯，还强调尽量减少细节的简洁描绘，以尽可能少的用笔，描绘出生动的人物形象，用直观的方式表现人物心理和精神状态的不平衡。杜马斯还常画水彩作品，把色彩泼在画纸上，然后随着水色的流淌勾勒轮廓，再用炭笔点画出五官。在《萎》（chlorosis，1994年）中，杜马斯充分运用了水彩的晕染、流淌、飞白等特性与技巧制造出特殊画面效果，描绘出一系列安静的、梦幻般因爱而受伤的人物形象。同时，她还采用多个头像并置的方法，给人以视觉冲击，从而把一个头像的内涵，扩大至十倍、二十倍，弥漫其间的伤感也增强了十倍、二十倍。这种方法与效果同样常见于她描绘的平民化集体人物头像的绘画题材中。

　　杜马斯还将影像视觉经验的特质运用于画面具体处理手法上，上面所说的脸部特写就是近镜头的运用。而借用影像的观看方式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复制，而是其艺术观念展开的首个层面：艺术反思的起点就是她用影像所复制出的现实世界的表象，其最终指向为对真实问题的揭露。在《年轻的男孩》（ young boys，1993年）中，杜马斯描绘了一排赤裸着身体的男孩，他们惶恐又躁动地站立在光秃秃的背景下，画面上的色彩斑驳迷离，人物细节尽失，犹如曝光不足的照片，背景平面化处理是摄影上的对景深的故意缺失方法的运用，强化了排列的人体在画面中的令人不安、苍白压抑的躁动，撼动着观者的眼与心。

　　作为最著名的当代女权主义艺术家，杜马斯不是简单地描画生活，而是将绘画作为自己研究历史的方式，仔细考虑后从各种源头来选择，成为她心中想象的材料。她经常用女性、儿童或者婴儿、有色人种及性欲的场景作为描绘对象。《人之初 》（the first people，1991年），用一种并无美感的颜色描绘初生的婴儿，用褪色的调子、薄涂的色彩、粗野的姿态和流畅的线条，营造出画面语境。进一步来讲，观者在画中可以发现杜马斯以其新锐的感觉，向人们预告，人类原初的梦想和处境走到今天是怎样地趋向枯萎与颓败。在这幅画中，还可以看出杜马斯作品的激情性创作，从想象到表达于画面是何等的迅速。正是这种速度，使画家在画面中流露出最多的是自然、坦率与真诚。

　　总之，杜马斯以她强烈而简洁的色彩语言、独特而真实的视觉角度向观者描述着她对现实社会、对社会中人的看法。当观者面对她那看似漫不经心、粗犷奔放的画作，在受到心灵震动，为她对绘画这门艺术语言，展现出的高超技巧所钦佩的同时，也必然为她对当今社会的深层问题与人对内心精神的挖掘之准与深所折服，而这一切正是她的作品魅力之根源所在。

　　现在，杜马斯已经以经典艺术家的身份载入史册，其独特的绘画形式和艺术精神也使她的作品被巴黎的蓬皮杜国家文化艺术中心收藏并长期陈列，显示了她应享的荣誉。

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陆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