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对于篆刻艺术的杰出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他开倡明清篆刻的风气，曾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以后篆刻流派的形成和发展，功莫大焉。清初周亮工说：“但论印之一道，自国博开之，后人奉为金科玉律，云仍遍天下。”文彭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很高的评价，甚至被推上了印学鼻祖的至尊地位。而其之所以能在篆刻史上享有如此至尊的地位，其原因不外有二：其一，一直被认为是继王冕以后以石章治印的第二家。(如明崇祯年间吴名世称亚冕“创法用石。”近人沙孟海老认为，“王冕可以说是第一家，文彭便是第二家。”其二，一直被认为文彭是吴门印派的创始人和明清篆刻流派的初创者，如朱简曾说，“德、靖之间，吴郡文博士寿承氏崛起，树帜坫坛。”其实以上二点都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文彭究竟是否是以石章治印的第二家。关于文彭创始以石章刻印(或者说是第二人)之说，根据是周亮工《印人传》中《书文国博印章后》一篇所述：

     余闻国博在南监时，肩一小舆过西桥。见一蹇卫驼两筐石，老髯复肩两筐随其后，与市肆互诟。公询之，曰:此家允我买石，石从江上来，蹇卫与负者须少力资，乃固勿与。遂惊公。公睨视久之，曰：勿争，我与尔值且倍力资。公遂得四筐石。解之即今所谓灯光也，下者亦近所称老坑。

     又据周氏称：

     先是公所为皆牙章，自落墨而金陵人李文甫镌之……自得石后，乃不复作牙章。 此事曾为后来学者所津津乐道地传诵，后人通常据周氏之说而认为文彭自此而开始自篆自刻使用石章，并在文人中形成风气。不仅如此，几乎可以这样说，清初以来大多学者对于文彭的认识，都是根据《书文国博印章后》一文来加以论证和引申的，很少有人曾对此提出过质疑。

     《印人传》的作者周亮工，生于明万历四十(1612)年，距文彭去世已有三十九年，关于文彭的事迹，他只能是从前辈那里辗转听说的。其文“余闻国博在南监时”之句，说明所述已是传闻而已，既是传闻，那就未必可靠了。有趣的是，近代一些学者在引论此说的同时，往往又将“琴罢倚松玩鹤”一印作文彭的代表作来加以讨论，殊不知这样就产生矛盾了。“琴罢倚松玩鹤”一印的纪年是嘉靖丁未(1547)年，时在嘉靖中期；而周亮工所述“国博在南监时”，却已是嘉靖末隆庆初的事情了，文彭时年已七十开外。所以，如果说周氏所述确实无误的话，那么“琴罢倚松玩鹤”一印只能是伪作无疑；反之，假设“琴罢倚松玩鹤”一印确为文彭所作，那么他在南监时发现灯光冻后再自篆自刻之说就不能成立了。周亮工《书文国博印章后》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

     相传碘中入都，某冢宰讶国博，曰：公索国博印章累累，仆索一章不可得。拱中曰：邮寄沉浮耳。公诚嗜国博章，何不调而北?于是公遂为两京国博。称其曾任北京国子监博士，据笔者考证，这一段传闻与文彭的生平事迹是不相符合的。据《文氏族谱续集》所载：文彭以“岁贡生廷试第一”而“初任嘉兴县学训导。补授顺天府学训导，升国子学录，仕终南京国子监博士”并没有说他曾任北京国子监博士。族谱的记载应该是比较正确的，而且“仕终”两字已说得很清楚了。那么族谱的记载有没有可能遗漏呢?在其弟文嘉的《大石联句考》中，“(家兄)以岁贡历嘉兴、顺天训导，升 国子学录，转南京太学博士”，与《文氏族谱续集》所载完全吻合。文嘉撰写此文时为隆庆辛未(1571)年，文彭此时已是七十五岁了，即使北调，也该是以后的事情。后来笔者有幸读到了许毂所撰《文国博墓志铭》全文，其中记载文彭在南监任满后，又于隆庆六年(1572)再度北上赴京考绩。他此次进京考绩，据许毂说，“时执政者谓先生文章宜荐史馆”，言下之意，当时曾有高官允诺其升职的说法，然而结果却未能迁升，“铨宰以国学须老成人，竟补前职”，*任命他为北京国子监博士。此次进京考绩及任命的结果，对于年迈的文彭来说，显然是失望的。所以在任命后，文彭并未真正的赴任，如此看来，所任北监一职是有名无实的，《文氏族谱续集》没有记载，亦是情有可原的。由此可见，周亮工根据传闻所撰的《书文国博印章后》，从史料的角度来看，并不可靠，借此可能会引导出某些片面甚至错误的结论，因此也就很难用它来论证有关的问题了。其实在文彭之前，吴中前辈就曾用石章治过印。而文彭本人也可能在任职南京国子监时发现灯光冻之前就刻过石章了。

     明代中叶时，吴中文人用印(书画钤印和收藏鉴赏印)的风气已很盛行，如其父文徵明曾称：我之书屋多于印上起造，其印癖可见一斑；明周应愿称“文待诏父子始辟印源”户《明清名人刻印汇存》载有文徵明“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象牙印一方，等等。有关文徵明在这一面的记载尚不止于此，但其是否曾经自篆或自刻印章，以及《明清名人刻印汇存》所载一例印章的真伪，都尚待考证。唐寅是当时著名的书画家和才子,亦是文彭的父执师长辈，从其传世书画上可以见到的钤印有“唐寅私印”、“唐伯虎”、“唐子畏图书”、“六如居士”、“南京解元”、“禅仙”、“学圃堂”、“梦墨亭”、“龙虎榜中第一名，烟花队里醉千场”等等；艳传他还有一印，文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虽未见流传，然屡见于记载。明人阎秀卿称：“(唐寅)因图其石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其中“图其石”是什么意思呢?“石”应即是石质材料的印章。“图”可作两种理解，一是书写的意思，即篆印；一是图书的简称，亦即印章的别称，在此作动词用，指篆刻印章。无论何说，唐寅肯定是接触过石章的。阎氏与文、唐是同时代人，且有交往，所记应该是可靠的。笔者还曾见过一则非常有意义的记载，这是在查阅《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时无意中看到的，说的是与文徵明、唐寅同时的苏州有个雕刻艺人，名叫江福生。他平时雕刻神像，“所得工价，尽买药材奇木”，又携药材偕蜀中长素道人游浙，将药材卖掉后，“多置青田冻石、古藤、瘿木、柏根、湘竹，与道人归邑。””他再把带回来的古藤、瘿木等制作工艺品，至于青田冻石作何用途，记载上并没有说。当时吴门一些著名的文人与江福生往来甚密，其中有唐寅、祝允明和文徵明父子等。由此可以推测，文徵明父子和唐寅等很有可能在此时已经接触过青田冻石，并以此来刻印。综上所述，可以肯定吴门前辈在文彭之前就曾用石章刻过印，而文彭本人也极有可能在南京国子监以前就刻过石章了，同时也充分说明了文彭并非创始刻石印或以石刻印的第二人。

     其次，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文彭是否吴门印派的创始人和明清篆刻派的初创者这一问题。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仅以文彭对以后篆刻流派的直接影响来说，把他看作为明清篆刻流派的开山鼻祖亦未尝不可。但这样不仅容易使人疏忽他对传统的继承，而且也回避了自元代吾衍、赵松雪彭以前篆刻艺术的发展的历史事实。

     由实用印章发展成为后来的篆刻艺术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促使其转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文人的参与(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因素，包括始创和推广以石章治印)，也就是文人治印。

     沙孟海在《印学史》中将其溯源到北宋时期的米芾，关于米芾对印章的涉及可见于《书史》等记载，近人多有引论。沙老认为：“说他自己动手，也可相信。””所谓“也可”，说明只是可能而已。但后来有人在引用时就说米芾是亲自镌刻印章的了，这是不太严肃的。其实宋代文人对于印章的兴趣，尚不止米氏一人，在此就不赘述了。应该说，文人治印并逐渐形成风气是从元代吾衍、赵松雪开始的。赵松雪的圆朱文开创一代风气，沿袭良久，并在其《印史序》提出了“汉魏典型”的主张；而吾衍所著《学古编》则是我国最早的篆刻理论著作，其中以小篆为基础、以汉印为典型的观点对篆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无论是以实践还是以理论上来讲，吾、赵对于篆刻艺术发展的贡献是相当大的，以他们为代表的元代文人，已逐渐将治印转变成为了一种自觉的艺术创作，为后来篆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吾衍和赵松雪看作是文人治印或近古(元、明、清)篆刻的开拓者。

     在以往的篆刻史研究中，从吾、赵以后至文彭以前存在着一个空白的断层，这段时间大约有二百年左右。由于这一“断层”的存在，很容易使后人忽视了两者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忽视了前因后果的必然联系，从而把一些带有必然性的发展规律看作是充满偶然性的故事了。近年来，一些有心于此的学者对这一阶段篆刻史的发展、篆刻家及其事迹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使我们欣喜地看到了这一“断层”正在逐渐地缩小。吾衍以后，他的学生吴睿以及吴睿的学生朱硅，都曾从事过篆刻艺术的实践；与朱硅同时的印人尚有著名的王冕和鲜为人知的吴志淳，这一代印人的艺术活动一直延续到明洪武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