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妄自大的康有为

陈华春

说实话，我对康有为不感兴趣。
但是，多年来无法摆脱他的影响。求学时，学习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等，不得不对其关注。工作后，由于书法之好，同样无法绕过这一高峰。
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文人，是最讲学以致用的。他们往往“以天下为己任”，狂妄自大，不可一世。但在他们失意时，则以“隐士”自居，但他们多是假“隐士”，只不过是休养生息，以便东山再起。
想当年，甲午战争激起了多少仁人志士的爱国热情。１８８８年，他上书皇帝，指出边疆危机“将及腹心”，只有改革朝政，才能挽救局面。然而，此书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按道理，应该偃旗息鼓。但康有为毕竟是康有为，他很自信，自以为是“一世之佛”。１８９５年，联合在京应试的１３００多名举人，向皇帝递交了第二封上皇帝书，尽管该书没有到达皇帝手中，但康有为出名了。从此，拉开了他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同年，他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此时，因甲午战争失败的李鸿章愿意出银二千两加入强学会，但康有为不许，李岂能咽下这口气。１８９６年，李的亲家杨崇伊参奏一章，便把强学会解散了。１８９８年，光绪皇帝给了康有为极大的面子，亲自召见，并采纳了其变法革新的措施，但这场运动以杀掉六位维新人物而告终。康因皇帝的劝解而逃到海外，幸免杀身之祸。按常人的处世之道，康有为在此时应该息心政治，但其仍然宣传改良，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相对抗，由一个启蒙思想家沦为维护封建势力的顽固派，说什么“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的昏话。
想起康有为，如同我想起牢骚满腹的柳亚子，终生致力于政治，但终生饱受政治的玩弄。中国文人都以为自己是一个人物，得势后都成了独夫。失势后也不甘心同枯枝败叶一样腐朽，总有一种浩然之气，来标榜自己的清高。康有为有一副对联：“斯文在天地，至乐寄山林。”多少流露出了心酸的情怀和自视清高的无奈。
说到书法，自然会想起他的尊魏卑唐、尊碑抑帖的思想，这种思想建立在清末“二王”帖学失势的情况下，是碑帖之争的一场较量。其《广艺舟双楫》中的尊碑理论与其“托古改制”的思想是一致的。在艺术上仍然要用政治思想来表达，真是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而他狂妄自大的习气并没有因艺术而收敛，有人曾向康有为求题古画跋，康提笔便写：“未开卷即知为真迹。”真有点吹牛皮、开国际玩笑的味道。包世臣作《艺舟双楫》，“双楫”乃“文章”与“书法”。康续包世臣《艺舟双楫》之作，称为《广艺舟双楫》，只是“书法”一项，实际上只是一楫而已，故当时的人们嘲笑该书为“艺舟单橹”。康在脸红的情况下，改名为《书镜》，但后世的人们还是称该作为《广艺舟双楫》，似乎这是人们对他开的一个大玩笑。
实事求是地说，该书在清代的书法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康为中心，形成了清代的碑学派。但他的理论舍帖而尊碑，有失公允。他晚年在一幅长卷诗跋中，已认识到了这种理论的局限性：“千年来，无人能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篆隶钟鼎哉！吾不自量欲孕南帖、胎北碑、熔汉隶、陶钟鼎，合一炉而冶之。”在给某君书中，表明“今若使我再续《书镜》，又当尊帖”的观点。狂妄之人，有时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颅。话又说回来，其书法创作还是较成功的，在清代碑派书法家中是执牛耳者。其以圆笔为主的北碑为基调，用行草书来表现，回避了刀与笔之间的矛盾，开创了魏行书的成功范例。他醉心政治，却在书法上大红大紫，也算是歪打正着。
(摘自2005年9月7日<书法导报>)